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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220 發表於 2006-4-29 07:58 AM
薩爾滸之戰,是李如松與努爾哈赤兩兄弟的對決,最後李如松得以生還,是否努爾哈赤顧念兄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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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爾滸之戰也是明朝的火器與清朝的冷兵器對決,明軍擁有強大的火力卻以大敗告終,雖然最終努爾哈赤死在袁崇煥的炮火下,但還是導致清朝對火器的輕視,影響不可謂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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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外遼東第一局:薩爾滸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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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2月15日10:52 作者:秦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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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策伐謀,中設險,垂關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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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高望,烽連堠接,豈雲難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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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在帷中疏遠略,軍囂帥債先披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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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閒間,送卻舊江山,無堅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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嗟紅粉,隨胡騎,盻金繒,歸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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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征夫殘血,沙場猶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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淚落源閨飛怨雨,魂迷遠道空成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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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當年方召亦何如,無人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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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江紅》(明)陸雲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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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滿江紅》,寫於明末萬曆年間。這首詞非大家手筆,算不得詞類精品,流傳也不廣,但其中悲愴憤鬱之情令人感慨。據說此詞的背景是西元1619年明朝大軍與後金八旗軍在遼東發生的一場大規模的戰役──薩爾滸戰役。「怪在帷中疏遠略,軍囂帥債先披靡」兩句,寫的是薩爾滸戰役中明軍統帥的指揮失度。由於「疏遠略」的明軍主帥犯了輕敵、冒進等一系列主觀錯誤,使明軍遭受了一場百年未遇的慘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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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多年後的毛澤東曾經指出,戰爭的勝負不僅取決於作戰雙方的軍事、政治、經濟、自然諸條件,而且還取決於雙方的主觀指導能力。[1] 事實上,當時明朝的軍事、政治、經濟、自然諸條件是優於後金的,但由於指揮員缺乏出色的主觀指導能力,最終導致了無法挽回的敗局。相反,征戰一生的努爾哈赤採取了正確的戰略戰術,一戰奠定了後金軍事強國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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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只是明軍一系列失敗的開端。一般地,歷史上把薩爾滸戰役看做為明與後金戰爭的揭幕戰。對於明朝而言,薩爾滸戰役雖不至一戰而覆國,但帝國的噩夢真正開始了。此戰後明朝在遼東的軍事部署由進攻轉入防禦,遼東地區陷入數十年的爭戰中。在這場長期戰爭中,明軍負多勝少,最終徹底丟掉了遼東,「等閒間,送卻舊江山,無堅壘」。長期的戰爭徹底拖跨了明帝國的政治和經濟體系,成為明帝國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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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東乃京師左臂,有著極為重要的戰略地位。由於張居正時代的俺答封貢徹底消除了北部蒙古各部落的威脅,遼東就成為明朝邊事戰略體系的重中之重。做為京師最重要的戰略緩衝地,遼東若落入後金手中,明朝就只剩下山海關一處險關,京師便會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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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東大地,沃野千里,物產豐富,是元末明初以來漢人、女真人、韃靼人等各族共同的棲生之地。這片土地在明朝的主長城之外,屬於明朝的邊外轄區。整個遼東在疆域上具有相當的完整性,只允許有一個軍事強權存在,而不可能為明朝與後金所共用。因此,隨著後金的迅速崛起,當時遼東的歷史發展趨勢是,要麼繼續為明朝統治,要麼為後金吞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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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漢文化影響的努爾哈赤比他那些落後的族人們在思想上更具前瞻性,在行動上更具侵略性。建立後金國後,努爾哈赤已按捺不住自己的萬丈雄心,他野心勃勃地要為女真人爭奪更廣闊的生存空間,要帶領女真人走出世居的蠻荒之地,與遠遠領先於女真的先進文明去碰撞、去交鋒。這場交鋒註定是你死我活的。要達到這個目的,只有一個選擇,那就是:向大明宣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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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爾哈赤的決定在當時相當冒險。因為他所面對的明朝,是一個有著巨大疆域的帝國。無論是政治經濟發展水平還是軍事實力,明朝都遠遠超過剛剛擺脫部落生存模式的後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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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兩國相爭,師出無名者必會在戰略上失掉先機。努爾哈赤很清楚這一點,因此他於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以祭天誓師的方式提出了七大恨。七大恨極力渲染愛新覺羅家族及女真部落所受的欺凌和壓迫,將明朝斥之為不仁不義,試圖在日益緊張的民族關係上佔據主動。七大恨激發了滿族對漢族的民族主義仇恨,這種仇恨對明末清初的滿漢對立起到了至為關鍵的影響作用。直到皇太極時代,皇太極還曾與袁崇煥下書,痛切地陳詞七大恨,後被袁崇煥回書委婉的一一駁斥。皇太極後來木刻揭榜「七大恨」,做為供滿人世代觀瞻的國寶級「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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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七大恨起滿族人對明朝充滿了仇視,隨著滿清軍事上的不斷勝利,這種仇視漸漸轉化為歧視,到滿清統一中國後,這種歧視達到了一個頂峰。從輕視火器技術的運用到武力強制推行滿服和辮發,這種歧視和仇視的痕跡可以說無處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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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主流史料把七大恨總結為女真人長期遭受明朝壓迫的一次總爆發,有說「哪里有民族壓迫,哪里就有民族反抗」[2] 的,也有說「有反抗民族壓迫的正義的一面」[3] 的,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這個正義的符號顯然是後人強加的。七大恨中的一部分為私怨家仇,一部分為邊事爭端,很難厘清孰是孰非。現代人解讀七大恨,自然會知悉這只不過是努爾哈赤為了爭奪遼東控制權而尋找的一個宣戰藉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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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與明朝為敵,後金做了長期而充分的準備。明朝對此猶自茫然無知,帝國不堪重負的車輪,只是靠著「慵懶」的慣性緩慢地往前推動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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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誓七大恨後,努爾哈赤率領後金八旗軍拉開了進攻的序幕,迅速攻佔了撫順和東州等地,斬殺明總兵張承胤,收降明遊擊李永芳,擄掠人畜三十萬之巨,獲馬九千匹、甲七千副。敗報至京,朝野震驚。明廷決定調兵四方,大舉征剿。後金也厲兵秣馬,嚴陣以待。遼東地區一場前所未有的大戰即將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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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爾滸戰役是明中葉以來規模最大的一場戰役,雙方動用的作戰總兵力近二十萬,因而此役可以稱得上是一次較大規模的會戰。萬曆朝鮮之役中明朝前後用兵十數萬,各次戰役的規模也很大,但就單次戰役而言,沒有一次超過薩爾滸戰役。此戰後金大獲全勝,明軍慘敗。此戰雖未宣告明朝的衰亡,但明末一系列軍事失敗肇始於此,同時此戰一舉奠定了後金軍事強國的地位,其歷史重要性勿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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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東喪師失地,明朝建立了兩百多年的遼東防禦體系面臨崩潰的危險。因此明朝決定在遼東打一次大規模的戰役,徹底消滅後金軍事實力。此時明朝駐守遼東的各地守軍,總計約有兩萬餘人。在後金八旗軍壓迫式戰法的攻擊下,軍心靡潰,幾成驚弓之鳥。遼東守軍只能被動地分兵駐守各個衛所,無法完成反擊和進剿後金的任務。因而明朝主要從全國各個防區抽調軍隊,試圖組成一支在數量上、裝備上壓倒後金軍的大軍。這次明軍的具體構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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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府、大同、山西三鎮,各發精騎一萬,共約三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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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綏、寧夏、甘肅、固原四處,各發兵精騎六千,共約兩萬五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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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廣、山陝、兩直,各發步騎兵五、七千不等,共約兩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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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發善戰步兵四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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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順、保靖、石州各處土司兵,河東西土兵,數量二、三千不等,共約七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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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軍共計八萬八千人左右。加上同盟軍海西女真葉赫部兵一萬人,朝鮮兵一萬三千人,總計十一萬多人,號稱四十七萬。通過比較可以發現,這次明軍的構成簡直就是萬曆朝鮮之役中明軍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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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時衛所制名存實亡,明軍採用募兵制,軍隊調自四面八方,但作戰主力中一般來自九邊重鎮、四川和浙江。來自九邊重鎮的軍隊,主要以騎兵為主。其中有一定數量的「跳蕩鐵騎」,一手持刀或矛,一手持火統。九邊中除了遼東、延綏、寧夏等鎮,其他邊鎮久無戰事,軍隊戰鬥力不強。四川是第二重要的兵源。自播州之役起,西南大小戰事不斷,因而川軍積累了較為豐富的作戰經驗,川軍步兵尤其善於山地和攻堅作戰。浙軍實際上是一支由名將戚繼光締造的軍隊,嘉靖年間和天啟年間在抗倭戰事中立下大功。戚繼光非常重視軍事訓練,這個傳統保留了下來,因而浙軍有良好的戰術素養。萬曆朝鮮之役中浙軍曾在攻克平壤的戰鬥中留下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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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金的兵源不如明朝那麼充足,兵力略低於明軍。後金的兵制是兵民合一的八旗制度,其作戰主力是歷史上著名的八旗軍。此次針對明朝的大舉進攻,努爾哈赤做了全民總動員,女真族所有青壯男丁統統編入八旗軍。此次參戰八旗軍的具體構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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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黃、鑲黃二旗,約一萬五千人,由努爾哈赤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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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紅、鑲紅二旗,約一萬五千人,由努爾哈赤次子代善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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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白旗,約七千五百人,由努爾哈赤八子皇太極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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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藍旗,約七千五百人,由努爾哈赤五子莽古爾泰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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鑲藍旗,約七千五百人,由努爾哈赤侄兒阿敏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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鑲白旗,約七千五百人,由努爾哈赤長孫杜度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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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爾滸戰役中八旗軍總計約為六萬人。整個八旗軍都由努爾哈赤與他的子侄們統領,如此龐大的一支軍隊看起來更像是努爾哈赤家族的親兵,因而有超強的組織力和凝聚力。八旗軍是一支由努爾哈赤一手創建的軍隊。後金建國後,一個旗完整建制為七千五百人左右,八旗共六萬人。八旗軍戰術組織嚴密,每一旗可以在旗主的率領下獨立完成較大的作戰任務。八旗中全部參戰時,可以完成會戰規模的戰役。八旗軍無論單兵作戰能力還是集團作戰能力都很強,在努爾哈赤長達三十餘年統一女真的征程中,八旗軍積累了豐富的作戰經驗,並一直保持著高昂的士氣。類似八旗軍這種規模的大騎兵兵團,我們常常可以在關於秦漢帝國軍隊、蒙古帝國軍隊的史料中看到。明末清初的八旗軍可以稱的上是世界冷兵器時代最後一支強大的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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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上面的比較可以看出,明軍共八萬多人,再加上盟軍兩萬多人,共十一萬之眾,但善戰者不過兩、三萬人而已。八旗軍在人數上並沒有太大劣勢,而且六萬八旗軍基本上個個都作戰勇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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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再來看看雙方的武器裝備的對比。武器裝備方面,明軍具有壓倒性的優勢。明軍配有大量的火器。明軍的車營由炮兵部隊和騎兵部隊構成。炮兵部隊配有大將軍炮、虎蹲炮、佛郎機炮等多種威力巨大的火炮,明軍火炮射程遠,威力大。以大將軍炮為例,「射程十里,每發可斃敵千人」。隸屬車營的騎兵部隊備有火統。明軍由於採取車騎合營的編制,並無獨立的騎兵部隊,因而其機動性遠不如後金的騎兵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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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軍的步營則配備大量鳥統和多管火槍。明軍的鳥統仿製自西番和日式火繩槍,射程可達百餘米。筆者無法查到薩爾滸戰役中的明軍火器配備的準確資料,但根據明軍後來損失兩萬餘件火器的情況推算,明軍火器配備比例有可能高達50%。明軍火器的配備比例在當時是世界上最高的。毫無疑問,火器的殺傷力、摧毀力、破壞力是冷兵器無可比擬的。戰場上士兵中彈後,由於當時沒有外科手術,隨軍郎中只能用刀把鉛彈挑出來,或者用灌水銀的辦法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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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火器外,明軍也配備了一定數量的冷兵器,如弓箭、刀槍等。由於過於依賴火器的中遠距離打擊,明軍不夠重視貼身近戰及盔甲防護。萬曆朝鮮之役中朝鮮軍曾很驚訝不少明軍不著盔甲依然戰鬥力很強,歎為「天兵」。世人有種誤解,以為明末時明朝無力配備士兵的防護盔甲。其實並非如此,而是過於依賴火器的戰術指導思想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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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軍以弓矢刀劍為主要武器,長於騎射,利於突襲決勝。後金八旗軍絕大部分為騎兵,主要武器為典型的冷兵器,如長刀、矛、槊、弓箭等,防護器具以鐵甲、皮甲為主。與明軍相比,後金的武器裝備明顯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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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軍後來一直拒絕從屢屢敗給自己的明軍那裏學習先進的武器技術。他們對冷兵器的執著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這種「以騎射為本」、「強幹弱枝」的冷兵器思維,後來長期統治了清朝的軍事指導思想。兩百多年後,努爾哈赤的子孫們終於為這種守舊落後的軍事指導思想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由於清朝在整個十七、十八世紀隔絕於世界之外,從未遇到過真正強大的敵人。在這一階段以內戰為主的戰事中,清軍比較輕鬆的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卻被金庸等人稱為「十七、十八世紀世界無敵」,其實不過是僥天之幸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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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當時,由於明軍並未採用良好的戰術來強化自己的武器優勢,這就為努爾哈赤提供了取得勝利的機會。明軍裝備了大量槍炮,利遠攻,不便於近戰、野戰。而近戰、野戰,偏偏是機動性超強的八旗軍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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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全史》中寫道:「在冷熱兵器並存的時代,人們只得面對現實,交替使用各有所長的冷熱兵器。16 世紀,一支軍隊倘若沒有火槍裝備的士兵,那麼它決不與裝備火槍的軍隊交火。這說明,無論如何,火槍已成為戰場上不可或缺的兵器了,火槍兵在不久的未來成為主角,已是歷史發展之必然。」[4] 薩爾滸戰役卻恰恰提供了一個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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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人談起薩爾滸戰役中明軍失敗的原因,往往會首先想到經略楊鎬的指揮無能。對薩爾滸戰役的失利,楊鎬應該承擔第一位的責任。從薩爾滸戰役前的主帥選擇問題上,可以看出出明朝最高軍事指揮機制中的重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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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洪武初年,明軍設有元帥,朱元璋自己就曾擔任過大元帥一職。明朝建立後,元帥府改為大都督府。大都督成為軍隊最高指揮首腦。由於大都督府的軍權過於集中,胡惟庸案之後,大都督府被取消,被改制為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五軍都督府與兵部職責不同,相互制約,兵部掌管軍事行政事務,五軍府掌管統兵作戰。兵部受皇帝之命,可以發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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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兵,但統兵權在五軍府,統兵將官如各路總兵由皇帝親自指派。戰事結束後,總兵交還兵印,總兵一職臨時取消。因而有人稱總兵一職為虛銜,總兵一職在明廷中的地位不斷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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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朝後期,五軍府的統兵權已經名存實亡。如果發生大的戰事,往往由兵部發出命令,指派各地的總兵率兵從數千到一兩萬不等,各軍集結後組成征討大軍。也就是說,每路總兵率領的本轄區軍隊一般不會超過一萬人。各軍在戰術配合和軍紀方面各不相同,而且各地的總兵大都為平行級別,往往互不服膺,一方總兵無法調禦所有兵力,於是大軍統帥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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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由兵部官員擔任。明末的經略,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出現的。經略的出現是明後期軍隊指揮系統的一個重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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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一代,經略一職始自萬曆援朝之役,經略一職一般是由兵部侍郎出外擔任。在萬曆援朝之役第一階段裏,擔任經略的宋應昌只是起到了總理各種軍中大小事務的作用,在軍事指揮方面並沒有多大決定權。軍事方面的總指揮實際上由備倭總兵李如松擔任。李如松有很豐富的軍事指揮經驗,第一階段的軍事勝利與李如松的出色表現是分不開的。萬曆朝鮮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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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中,從各地抽調的大部明軍集結於朝鮮半島,軍中先後出現了三位備倭總兵──麻貴,李如梅和劉綎。這種多頭指揮顯然不利於展開統一的軍事行動,因而明軍指揮大權就完全落到了文人出身的經略楊鎬身上。後來由於楊鎬的指揮失誤,導致明軍在蔚山戰役中慘敗。但因為援朝之役獲得了最後的勝利,明朝並未及時改革這種軍事領導機制,反而使得文官領導武將、外行指揮內行的現象成了循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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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明朝當時的體制,此次征剿後金的主帥必須由兵部大員出任方能壓得住各個山頭的總兵。而明朝的兵部尚書、兵部侍郎大都為文官出身,少有真正知悉兵事的。明朝的體制又不可能允許總兵這樣的武將出任主帥。這樣一來,明軍主帥的選擇範圍就很有限了。當時可以擔任主帥的人選大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曾任抗倭經略的楊鎬,一個是曾任遼東巡撫的熊廷弼。楊鎬經歷的戰事在當時要比熊廷弼多,朝廷又能「容忍」他在蔚山之役中的錯誤,因而權衡再三,將其任命為經略。諾大的一個帝國,在選帥時捉襟見肘,僅有兩三人可用,令人可歎。這不能不說帝國的軍事體制此時存在著巨大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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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文官來指揮大規模作戰,這在中國乃至世界的歷史上也並不多見。針對當時這種奇怪的軍事體制,《劍橋中國明代史》曾有一段精彩的描述:「文官按照慣例被任命為最高指揮官,但職業軍事指揮官卻不能指望高升到超過野戰最高將領的地位。一個指揮一個軍團的將官通常已經達到他的履歷的頂點。這也是1619 年戰役四個指揮官的情況。他們的服役經歷和他們的聲望大致相等,誰也不能被指望從屬於任何別的人;誰也沒有專門的知識和技能以調動大於上述四個縱隊的作戰編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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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人極重聲名,那些有機會率軍打仗的文官,略有寸功,便以「邊材自詡」。楊鎬也一向很自負自己「知兵善戰」。楊鎬之自負不是沒有原因。薩爾滸戰役之前,楊鎬大約有三次勝績、一次大敗。三次勝績中的第一次是早年偕大帥董一元率領明軍雪夜翻越墨山,夜襲蒙古酋長炒花大帳,大獲全勝。第二次是朝鮮之役第二階段的前期戰役中,楊鎬率領明軍擊退日軍,獲得若干次小勝,並把日軍趕到蔚山等沿海要塞。第三次是萬曆三十八年,率明軍偷襲蒙古酋長炒花於遼東鎮安,大破敵軍。楊鎬的此前一次敗仗是在朝鮮的蔚山戰役中,退軍中指揮失度,導致全軍大敗,此役明軍損失高達兩萬人左右。楊鎬的幾次勝績不是很突出,但那次驚人的敗績卻沒有引起朝廷足夠的警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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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楊鎬在遼東巡撫任上曾有過一些政績,他曾主導兵民墾荒田一百三十餘頃,僅此一項,治下每年糧食增收一萬八千餘石。就這樣,由於楊鎬獲得過數次不大不小的戰功,且一度經營遼事政績不凡,於是他被認為是朝廷中最熟諳遼事的少數幾個高級官員之一。薩爾滸戰役前,楊鎬被提拔為兵部右侍郎,並被命為遼東經略,執尚方寶劍,全權負責進剿後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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